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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巴金


“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
1955 年,胡风“反党”风波中,尽管一直认为胡风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但 巴金跟着大家一起写了批判文章。几十年后,他说: “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 心,也感到羞耻。 ”他甚至觉得,因为这些当初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子孙后代是 不会原谅自己的。 1956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说要提倡“有独 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

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和保留自 己意见的自由” 。很快,巴金连续发表十多篇杂感,斥责那些不让人独立思考的 人。到了 1957 年,巴金的许多朋友被戴上了“右倾”的帽子,包括萧乾、施蛰 存。他与萧乾因为政治原因在生活来往中出现了隔膜。而有一次,在北京紫光阁 开会,当萧乾进了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巴金还和他打招呼,并主动坐 在他旁边。很多年后,巴金对徐开垒回忆说, “他是我的老友,我心又不忍,但 又无可奈何。 ” 到 1958 年,巴金也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 1957 和 1958 年间,巴金 开始写人云亦云的文章,1959 年国庆十周年,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 天堂》 、 《迎接新的光明》 、 《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成 为形势的需要, 此时, 不独巴金一人选择了这种写法, 茅盾的 《遍地皆诗写不赢》 组诗等作品,更把知识分子在此期间的非正常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非正常状态终究莫名其妙得让人压抑,1962 年 5 月 9 日,上海第二 次文代会召开,巴金致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并作《作家 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他在发言中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 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 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 “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 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 喜制造简单的框框, 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 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 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 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 可是他们声势浩大, 寄稿制造舆论, 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 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 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 美联社 5 月 25 日发表了巴金的这次讲话,并且评论说,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 家, 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 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美联社 甚至还特意说明, 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 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这个报道被毛泽东知道后,怒斥道: “他巴金要什么样的自由!要的是资产阶级 的自由! ”张春桥见此,更是借机上蹿下跳,放出狠话说: “对巴金不枪毙就是政 策,枪毙与不枪毙就在一线之间。 ”

文革十年如一梦
巴金的肺腑发言不但没有为作家争取到自由, 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甚至灾 难。1965 年,巴金被迫发表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回家后,他怎么也无 法入睡,当天晚上,他与妻子萧珊一起去看望该电影的编剧柯灵,向他做了道了 歉。 1966 年,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在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不久,他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被关入上海文联资料室“牛棚” ,从 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9 月,上海作协“造反派”抄 了他的家。1967 年 1 月,挨斗更频,巴金与魏金枝、王西彦等六人被迁出资料 室,关到楼下一处不满五平方米的煤气灶间。5 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 点名批判巴金。 上海市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等单位先后编印多种巴金批判 专辑。1968 年,批斗更加频繁, 《文汇报》先后发表长篇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 反革命真面目》 、 《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 ; 《解放日报》亦以《彻底 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发表多篇批判文章。 1969 年开始,巴金在牛棚里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地狱篇》 ,期间, 《文 汇报》发表《批臭巴金,批臭无政府主义》 、 《彻底批判大毒草〈家〉 〈春〉 〈秋〉 》 等文章, 对巴金进行大肆攻击。 在牛棚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遭受了种种折磨, 巴金就认为他所在的牛棚就好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他每天在牛棚里默 默地背诵《神曲》里的诗句,把《神曲》的诗句作为支持自己度过那个黑暗岁月 的精神力量。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在他的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这段难忘的经 历。 此后 3 年多的日子就是连天的批斗与游行,但巴金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委曲 求全地活下来,和老舍、傅雷等人的直接反抗不同,在不停的游斗与大小牛棚的 轮换之间,巴金经历了一个“炼狱” 。1967 年,文革已是如火如荼之势,七月中 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华师大校园广场联合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 强,由“反动文霸”巴金陪斗。巴金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说他与作协党组书记 吴强“一贯狼狈为奸” ,现在批斗吴强,他自然应当“陪斗” 。 “在一片震耳欲聋 的口号声中,押他上台的大汉狠狠地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谁知刚按下,他的头 就倔强地昂了起来;再按,再昂,如此反复,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装了个强有力的 弹簧,造反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低下头去。 ” “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 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头发往后扳??难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脸颊都扭歪 了。

与爱妻萧姗的生死离别
1972 年,萧珊病故,巴金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 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 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 K”的“臭婆娘” 。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 是我害了她。 ” 萧珊比巴金小 13 岁, 1944 年 5 月初, 41 岁的巴金与萧姗从桂林到了贵阳结 婚,其时他开始着手写作中篇名作创作《憩园》 ,并翻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 。

文革期间,由于过度的精神摧残,加上患直肠癌,于 1972 年 55 岁时离世。巴金 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怀念她、追忆她,一直不能释怀失去爱妻的痛苦。他《怀念 萧珊》一文中说: “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 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 萧珊之死强烈刺激了巴金,使他深感痛苦。也许可以这么说,正是萧珊之死 才让巴金更痛切地感到现实的残酷无情,进而彻底改变了他对“文革”的看法, 加深了对历史的反思。 巴金没有见到萧姗的最后一面,巴金见到妻子时,她已是一具躺在担架上, 被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的遗体。 “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 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 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 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 爱妻病故,巴金同年也获准返回上海。次年,巴金获得四人帮解禁,允许巴 金从事翻译工作,他们宣布对巴金的处理意见是: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 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可以搞点翻译。 ”6 年未提笔的巴金,埋头重译屠格 涅夫的《处女地》 。爱妻的死在巴金心上烙下苦印,却让巴金有机会重回中国文 坛,结束了文革这段时间以来的困顿。

《随想录》里的真言
文革之后,巴金写下了 5 本《随想录》 ,记录了他在文革中遭遇的残酷经历, 以及沉痛的反思。他弥足珍视自己写的这几本《随想录》 ,甚至说,除了《随想 录》 ,他什么也没有留下。 《随想录》是巴金最有激情的作品,他视为自己留给世 界最大的财富: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 写,我绝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 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 要还, 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 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 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 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 永远闭不了眼睛” 。 巴金在《随想录》也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提倡要讲真话,指出谎言给这个世界造 就的灾难: “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 举’ ,我就‘紧跟’ ;别人抬出‘神明’ ,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 满, 我也把它们完全咽下。 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 ‘脱胎换骨’ 的戏法。 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 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 这一部《随想录》因此被人们视作中国的良心,20 世纪中国良知的符号, 与卢梭的《忏悔录》以及托尔斯泰的日记并列相提。 附: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文化界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 者、 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

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 自绝于人民” ) 。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 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 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 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無名無姓的小人物,不計其數。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括号内为去世时间, 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邓拓(1966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 李平心(1966 年 6 月 20 日,历史学家) 老舍(1966 年 8 月 24 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作家) 陈笑雨(1966 年 8 月 24 日,文艺评论家) 傅雷夫妇(1966 年 9 月 3 日,著名翻译家) 陈梦家(1966 年 9 月 3 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 人) 言慧珠(1966 年 9 月 21 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马连良(1966 年 12 月 16 日,著名京剧演员,請參看章詒和條目) 刘永济(1966 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叶以群(1966 年,文艺理论家) 刘盼遂(1966 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罗广斌(1967 年 2 月 10 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 《红岩》作者) 李立三(1967 年 6 月 22 日,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 期重要领导人) 陈琏(1967 年 11 月 19 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胡慧深(1967 年 12 月 4 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 年 4 月 7 日,表演艺术家) 傅其芳(1968 年 4 月 16 日,国家级乒乓球运动员) 熊十力(1968 年 5 月 24 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容国团(1968 年 6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 乒乓球單打冠軍) 杨朔(1968 年 8 月 3 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赵九章(1968 年 10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李广田(1968 年 11 月 2 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上官云珠(1968 年 11 月 23 日,著名女电影演员) 翦伯赞夫妇(1968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教授) 焦启源(1968 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周瘦鹃(1968 年,现代作家) 范乐成(1968 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刘绶松夫妇(1969 年 3 月 16 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 年 10 月 11 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顾而己(1970 年 6 月 18 日,电影艺术家) 范长江(1970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

闻捷(1971 年 1 月 13 日,作家、诗人) 受迫害身亡: 李达(1966 年 8 月 24 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 年 9 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 年 11 月 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 所副所长) 林昭(1968 年 4 月 29 日,北京大学学生) 蔡楚生(1968 年 7 月 15 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 年 12 月 10 日,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遇罗克(1970 年 3 月 5 日被处决,北京工人, 《出身论》作者) 赵树理(1970 年 9 月 23 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 作家) 潘天寿(1971 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 年 1 月 15 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张东荪(1973 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 年 12 月 3 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張志新(1975 年 4 月 4 日遭割喉並槍決, 「五七幹校」宣傳幹事) 失踪: 储安平(1966 年,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 其他在文革中受牽連的人物 任毅(中國知識青年, 《知青之歌》作者,1970 年被監禁九年,1979 年平反 出獄,現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业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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